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来说，他们的意志与行为不再被计划，“自主性”作为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之一，已经深入到人的生活和观念之中。道家主张“明道立德”，这是古人得以“自主”的方法，在现代语境下，古人的“自主”转化为今人如何做自己的问题，和古人一样，今人同样面临如何立德的问题。立德明道为今天的自主提供了思想渊源。

“道”同“导”，有“引导”的意思。“明道”就是要发挥道对人的引导意义，引导人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在家庭、社会乃至宇宙中的位置与意义，以此来立德。

“自主”即自己做主、自己选择、自己行动、自己承担选择及行动带来的后果。然而，如何自己做主？是任性使气？尊礼守法？抑或内心清静、顺物而为？在各种行为状态中，哪一个是自己？“做自己”与认识自己密不可分。老子说：“自知者明”。一方面，只有认识了自我，才能做自己；另一方面，只有做自己，人才能通过反省自身行动的后果来认识自己，进而调整自己，这一反省、调整的过程也即修养的过程。做自己与认识自己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这便是庄子所说的“知与恬交相养”。

按照道家的理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生成，是在道支配下，道与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认识自己即体现为认识道之于人的根源性意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理解自我在宇宙中的位置与意义，在此“大心”之下做自己。

认识自己不仅包括人的来源，还包括人性的来源。德从于道，在道生成人的过程中，道赋人以性。而“道之形象”是“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的，人的原始德性本是清静恬和。道作为人存在的根据体现于人性，即人对自我天性的保存、顺应。

据此，道家主张“立德”，人之“自主”正是建基于德性之上，德性是“自主”的根据。

然而，人性是可能被异化的。在外在环境的刺激下，人“去性而从于心”，从心而动，但此时的“心”已非初心，如若纵心所欲，即非“自主”，要通过学道复性、由明道而立德，“德立”然后人才能真正地“自主”。

就现实生活而言，“明道”第一义在于“明法”“知礼”。道贯于天地人，道体现于社会规范即为法律、礼仪、道德规范等。作为社会中的人，首先应该“明法”“知礼”。法律作为“明曲直者”，其普遍性与合理性根源于道。人的意义在于，根据法律的要求，知道自主行动的界限在哪里，知所避让，同时，认识、捍卫法所赋予自己的权利。

与法相比，礼进一步地规定了人的日常行为方式。法与礼共同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规范，知礼是为了“立于礼”。那么，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如何“立”于普遍性之中，还须去反观自身，逐步发现自身才性的长短，深入了解性情的偏好，认识自身个性所在，并把自己的个性与法律、礼仪普遍性相协调，顺性而行而又自然合乎社会规范，从而使得自身的个性得以普遍化，人之德性便在此过程中成熟、开阔。

作为仪式、规范的礼在约束人的个性的同时，也成就了个体性的成熟，其中更重要的是，礼作为人生在世的处世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对他人自主性的尊重。人皆有自主性，皆能自主，在自主空间的交错中，尊重他人自主性的发挥成为个人自主的必要条件。而对人之自主性的尊重离不开“知人”。庄子说：“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强调，人们应当从社会地位的参差不齐中认识到人格平等这一“齐物”之义，尊重才性各殊之下的人格尊严，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不仅自尊自信，还应当从人格平等的角度尊重他人的自主性。只有这样，他人自主性的发挥将与自身自主性的发挥相得益彰，而不是互为障碍。

至此，人之“德”已非仅仅保存于天性之中的清静恬和，还包括人在“明道”过程中形成的虚明、开阔之心，“物物而不物于物”，人之德性逐渐完满、充实，人之德性完成的过程也即“自主”的过程。自主体现为依照自己的本心去选择、去行动，此心清静、虚明、开阔。

“自主”由其清静恬淡，可得“至乐”；“自主”由其虚明，无所成见；“自主”由其开阔，接人待物，所触无碍。自主者，“自适其适者也”，又“适人”者也。人们在“自主”过程中，“立德明道”；在“明道”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德性，据德以“自主”；在“立德”过程中，自主“明道”，创新进取。

总之，道家的“道”“德”论把道德养成与道德认知、道德实践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其“明道立德”的价值观为现代社会的人如何“自主”提供了根据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