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 作者:  编辑:  来源: 中国民族宗教网  浏览:359   时间:2021年12月10日
  • 道教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文物工作者从遵义鹤鸣洞摩崖上拓下的播州26代土司杨斌所刻道符。新华社发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月18日,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开展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道教考古是我国宗教考古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录中与道教相关的部分,无不体现出道教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作用及意义。

    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的道教考古外,2014年被发现并开始系统发掘的江西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也是百年来一项重要的道教考古项目。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的道教考古

    墓葬考古中的道教考古

    墓葬能够较为完整地展现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信仰、丧葬习俗及对生死的认知。由于道教广泛且深远地影响着我国的丧葬文化,因此墓葬考古有许多道教考古的内容。目前已知的墓葬考古发掘中,有关道教活动的遗物、遗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铜镜、铜剑、铁件、印章、钱币、造像、简牍、碑帖、墓志、法器、镇墓券、药物、炼丹用具等,都与道教息息相关。结合对墓室结构、死者葬式等的考察与研究,便可进一步探讨道教文化的影响。

    道教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马王堆T形帛画。湖南省博物馆供图

    墓葬中的道教考古发现集中在东汉以后的墓葬,地理分布范围较广,马王堆汉墓便是这些墓葬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一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汉墓是湖南地区迄今发掘出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王侯墓群。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从1972年1月持续至1974年1月,历经两年,共发掘三座汉墓,除二号墓外,一、三号墓的棺椁都保存完好。三座汉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其中的帛书、帛画、地图、纺织品、乐器、农产品、草药和女尸等,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与科学技术等领域提供了很重要的学术资料。汉墓画像符号系统隐含着道教以死后生命转化成仙为核心主题的思想逻辑。道教文献记载“九天开则九日俱明于东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所绘九日,表现的就是道教初期信仰。“道者”群体是汉初跨接神仙方术与黄老道新信仰体系的构筑者和主张者,马王堆汉墓是汉初“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的“道者”群体之神仙信仰的符号化表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版《老子》甲乙两本,轰动了世界,让世人对传世本《道德经》有了重新的认识。帛书版的《老子》内容上有许多方面与传世本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帛书版并不称《道德经》而是《老子》,在前后顺序上,“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帛书版《老子》甲乙两本的传抄年代也不同,甲本应该在西汉初年刘邦登基以后,乙本在汉文帝登基之后。将帛书版《老子》与传世本《道德经》相校雠后,研究者发现帛书版更接近老子本人的思想,也更接近老子所著“五千言”的本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上可见鹿、龙等瑞兽的彩绘形象,这些神兽是道教的重要意象与表征。

    2014年启动的云南昆明石寨山古墓群遗址的考古工作,实现了石寨山文化聚落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在石寨山山脚下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了以台地和相间排列的水系构成的遗址群——河泊所遗址群。专家认为,石寨山-河泊所遗址群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河泊所遗址发现了“滇国相印”封泥等文物,弥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关于古滇国记载的缺失。专家表示,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部分陪葬品可能与当地原始道教神仙信仰有关,证明了原始道教文化进入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地区,并对当地民俗文化产生影响。

    丝绸之路考古中的道教考古

    道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最早可上溯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在高昌国时期(5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初唐和盛唐时期则达到了高峰。现存历史文献和考古遗迹证实,道教在丝绸之路上与其他宗教并存,和谐共生,共同促进了丝绸之路文明的繁荣。

    尼雅遗址和阿斯塔纳古墓群都地处新疆,新疆则是丝绸之路考古遗存荟萃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宗教文化交流融合的地区。

    尼雅遗址地处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河下游尾闾地带的三角洲上,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系汉代“精绝国”故地。自1901年斯坦因发现迄今,已逾百年。历次考古调查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房屋建筑遗迹、墓葬、水利设施、城址等,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佉卢文文书、汉文文书和雕刻精美的建筑构件、钱币、丝绸以及艺术品等珍贵文物。尼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华文化向西传播和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认为,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与早期道教的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有关。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东南42公里、高昌故城北部。阿斯塔那古墓群墓葬分布较密集,墓葬封土皆被破坏,已被夷为平地,但都能从地表看出茔院及封堆标志。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第一次发掘是1959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下属的东疆文物工作组主持,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分别进行了数十次发掘。专家表示,阿斯塔那古墓群墓地出土的木棺头档上绘有七星图案,很可能为道教北斗信仰或其前身。

    石窟考古中的道教考古

    我国历史上,道教与佛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常有在同一处所出现道教与佛教神佛并存、共奉的现象,现存石窟中道、佛同窟、同龛的现象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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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94窟的太上老君造像。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甘肃鸣沙山东麓长约1700米的断崖上,根据洞窟分布情况分为南区和北区。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僔和尚在敦煌鸣沙山开凿了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兴建。莫高窟有道、佛并存的现象,现存北魏249窟、西魏285窟、隋代302窟等窟内的壁画均发现与道教相关的图像,是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在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占有不可或缺地位的明证。莫高窟的藏经洞内藏有大量文书,被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道经是指敦煌遗书中的道经。从数量来看,道经在敦煌文献中只占很少的比例,大约为2%-3%,远远少于佛教文献。但是,就是这数量不多的文献——敦煌道经的发现,可以弥补现存《道藏》的缺佚,其约有半数抄本是明朝《正统道藏》未收入的早期道教古籍,对于道教研究的意义巨大。如《老子化胡经》《老子想尔注》等书,正是元代焚毁道经后失传的重要道书;《太平经目录》《无上秘要》《太玄真一本际经》《灵宝升玄内教经》等抄本,补足了《道藏》的残缺;而其他已见于《道藏》的经书抄本,也是可用作校勘的古本。

    古代城址考古中的道教考古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地处滦河上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蒙古语称作“兆乃曼苏默”,即“一百零八庙”之意。这座具有游牧文化特色的草原都城,历来为旅行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瞩目。自元朝始,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几位著名欧洲旅行家对元上都有过生动的描述;近代,国外许多旅行家和历史学者都曾实地探查元上都,并有旅行记和研究报告发表;进入20世纪,中国和日本学者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据和考古调查,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和考古调查报告。由于元朝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各种宗教在元朝都得以繁荣发展。元上都遗址发现的宗教建筑遗迹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道教建筑,道教在元上都的影响可见一斑。遗址内已发现的道教建筑有长春宫、崇真宫、寿宁宫、太一宫、城隍庙等,且这些道教建筑遗址都可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比如,元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忽必烈诏令“就上都长春宫作清醮三昼夜,为民祈福”,这说明长春宫在元初就已经存在,且为朝廷所倚重。长春宫的具体位置很可能就在元上都遗址皇城小西门内北大街靠近城门处。元上都遗址内的道教建筑遗址反映了元代道教的发展状况,也反映了元代多民族、多宗教相互交融的史实。

    道教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元大都遗址包括整体格局清晰、保存较为完好的上都城、防洪渠、墓葬群等。新华社记者徐钦摄

    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是南宋王朝的都城遗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持续考古勘探与发掘,考古工作者基本确定了南宋皇城的范围,明确了临安城宫观德寿宫南、东、西宫墙范围,同时发现了水渠、水池和假山等园林建筑遗迹,以及中轴线位置的大型夯土台基等宫内建筑遗迹,基本确定了南宋临安城的中轴线——御街的走向和范围。此外,还发现了部分南宋城墙、城门、太庙等一批重要官式建筑,南宋官窑遗址、南宋制药作坊遗址、紫城巷与劝业里的南宋供水系统遗迹,太学、宗学和府学遗址等。南宋建立后,都城临安宫观甚多,这与南宋皇室对道教的大力推崇有很大关系。据文献记载,南宋临安有“十三大宫观”,其中位处皇城及西湖附近的有十二座:西太乙宫、东太乙宫、万寿宫、德寿宫、景灵宫、佑圣宫、显应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开元宫、龙翔宫、宗阳宫。十三大宫观中只有洞霞宫位于余杭大涤山。以规模及重要性而言,十三大宫观中以东西太乙宫、万寿宫为首。有关十三大宫观规模和景色的记载还散见于南宋诗文集内。虽然目前除了德寿宫外,临安城遗址尚未发现其他道教宫观遗址,但通过对文献的考证,仍能证实道教在南宋王朝的重要地位。

    道教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在南宋临安城遗址中,德寿宫位于城中偏南靠东位置。新华社发

    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是始于唐而终于明的土司遗址。播州杨氏土司遗存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始于2012年,包含对播州杨氏土司司治、关囤、墓葬、庄田的考古发掘。通过考古研究,播州土司文化系统、经济结构、社会体系、丧葬习俗等得以深入全面的揭示。而该遗址内道教遗存的发现为研究该时期西南地区对道教的接受程度提供了实物资料。鹤鸣洞位于遵义市播州区西北大水田湖畔的小山半腰,为喀斯特溶洞,当地亦称“仙女洞”。洞内左右崖壁上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石刻题记30处,这些石刻题记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与道教二十四治、二十四炁有关。崖壁上还有杨氏第26代土司杨斌修行时所刻道符。鹤鸣洞题记道符充分证明了明代道教在播州地区的流行。

    王陵考古中的道教考古

    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部贺兰山下,是我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文化遗存。自1971年对西夏陵调查确认伊始,考古人员先后对西夏8号陵(现编6号陵)地宫、2号陵碑亭、108号陪葬墓、101号陪葬墓、3号陵东西碑亭、北端建筑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逐渐厘清了陵区布局和分布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对3号陵和6号陵地面遗迹的清理,更清晰地呈现了西夏陵的文化面貌。西夏文明作为中华古代文明中的一朵奇葩,曾经辉煌的历史瞬间有赖西夏陵得以留存至今。陵区遗址及出土文物揭示了西夏王朝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丧葬习俗以及诸多文化与技术方面的特征,是西夏文明与周边民族文化长期交流与相互影响的见证。深受宋朝文化影响的西夏,对道教也甚为推崇。所以,虽然西夏统治者崇尚佛教,但道教也在西夏王朝得以发展和流行。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的西夏文书《天盛律令》就为道教在西夏王朝的盛行提供了佐证。《天盛律令》中明确了王朝境内道士的管理、处罚、举赏制度,王朝还专门设立有道士管理机构——道士功德司,与僧人功德司同为次等司,可以想见道教在西夏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西夏王朝道教遗存的考释,使中国北方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并存融合的历史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道教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六瓣式宽沿铁盔。新华社发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及孝端皇后王氏、孝靖皇后王氏的陵墓,位于北京十三陵区中部偏西大峪山下,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历时6年建成。定陵的考古发掘自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是迄今唯一一座经过科学系统发掘的明代帝王陵。定陵出土文物种类多样,既有帝后生前的生活日用品,也有专为陪葬而制作的丧葬用品。这些文物为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丧葬礼制、工艺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明代统治阶层与道教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实物证据。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六瓣式宽沿铁盔便是道教在明代统治阶层盛行的明证。该铁盔为6块铁板拼成,高33厘米、重1690克,里用铁条压缝,外用香草纹金饰条压缝。铁盔六面各嵌有赤金六甲神像,分别为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神;正面盔缘上残留装饰小珍珠45颗;盔顶部缀束腰仰覆莲座,上嵌金质外披道袍、内穿盔甲的真武大帝像。

    大上清宫遗址考古

    江西鹰潭市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内殿宇遗存名称、结构、性质基本清晰,这在目前国内道教遗址中是不多见的。大上清宫遗址作为我国揭露面积最大、最完整的道教宫观遗址,对道教遗址实物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道教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

    大上清宫遗址出土文物垂兽。新华社发

    我国宗教领域的考古发现多为佛教的石窟、壁画,道教遗址被发现、发掘得较少。大上清宫遗址发掘是我国道教考古大规模发掘的第一次,是道教祖庭遗址发掘的第一次。

    2014年6月,位于江西龙虎山景区上清林场的建筑工地内发现了大片建筑遗迹,隐约可见黄绿色的琉璃建筑构件,还出土了一块刻着“重修上清宫”“大清嘉庆十五年”等字样的石碑。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当年8月正式对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根据考古勘探初步推断,大上清宫遗址占地面积30余万平方米,目前已探明18万平方米范围,并确定了部分围墙基础。考古队历时4年对大上清宫遗址进行了系统性发掘,摸清了大上清宫宫观建筑的主体结构、布局规律以及周围附属建筑的空间配置关系,发现宋元至明清时期遗存29处,如龙虎门、明代碑亭、御碑亭、玉皇殿、三清阁、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及厢房等。大上清宫遗址揭露的时代序列比较完整,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对研究道教历史、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宫室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据文献记载,大上清宫自元代起被朝廷重视,掌管长江以南地区的道教事务,并在明初洪武时期全面掌管全国的道教事务。大上清宫遗址东侧发现的清代提点司基址是大上清宫拥有一定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证据。大上清宫的建筑规制和出土物大多彰显出“皇家气质”,比如龙纹滴水和龙纹瓦当。大上清宫是江西地区为数不多的北方官式建筑之一,代表了道教正一派与当时朝廷的密切关系。

    (本篇图文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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